编者按：由海口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海口讲坛”近日举办文化专题演讲，特别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康震博士，于7月28日在海南省图书馆做主题为《走近苏东坡：一个文学家的思想与命运》（见右图）的学术报告。康震博士从2005年始走进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先后主讲《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苏轼》等，备受瞩目。“海口讲坛”此次活动在海南又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苏东坡热”，大文豪苏轼一生跌宕起伏的命运和人格精神再度为海南学界所关注。

　　现年37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康震博士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唐宋诗歌。这位儒雅大气而豪放豁达的青年学者在演讲结束后，应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康博士诚恳地说：“来海南后我去了儋州，在没有去儋州之前，我觉得我接触的苏东坡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去了儋州以后，我感觉在血肉和精神上，更加能够接近这一位可敬的伟人了。所以我想，我之所以能够来到海口给大家讲苏轼，就是因为苏轼把中原的文化，把内地和海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举行这个讲座，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苏轼。”

　　苏轼的命运轨迹：黄州 惠州 儋州

　　康震博士说，我们都知道，苏轼在海南前后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事实上，学术界对于苏轼在海南期间的思想、创作和命运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和苏轼在黄州、惠州时期的思想和人格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10年前（公元1097年）5月，苏东坡即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离开了谪居三年的惠州，投荒海南，此时诗人已经62岁。苏轼在黄州的遭遇、在惠州的遭遇和在儋州的遭遇是有很大不同的。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命途多舛，其主要原因就是新法和反对新法这一派之间的斗争，苏轼本人是所谓的反对派。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的每一次被贬，都和新法和旧党之间的矛盾有着直接的关系。

　　苏轼第一次是被贬黄州。被贬黄州的时候，苏轼44岁。44岁对于一个男性作家来讲，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黄金年龄。宋神宗把苏轼贬到黄州，就是要观察他：你不是反对新法的声音很大吗？我把你贬到黄州放一放。但黄州是个好地方，它不会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它还是在腹地，在长江边上。所以在黄州时期的苏轼，他的人生态度就十分有趣了：一方面，他用了许多的手段——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东坡肉，就是在黄州的时候酝酿出来的、 “大江东去”以及前后 《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写的——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说，在黄州时候的苏东坡，作为艺术家，是在努力地用艺术的方式在表现或是在宣泄着他内心的郁闷，巨大的压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内心的压力和痛苦转化成艺术的美感。在黄州的苏轼一直都在冷静地观察和等待，在做东山再起，再谋良图的准备。所以说在黄州时期，苏轼的人格、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后来宋神宗去世了，宋则宗即位，旧党人物又重新走进政坛，苏轼重新受到重用。

　　然而好景不长，宋则宗没有亲政时表面上支持的是旧党，但一亲政，他就反过来了。康博士分析说，这一次，苏轼被贬到了惠州。他的被贬惠州，是连被贬了五次，途中连续接到了朝廷贬他的五道诏命。可见，当时朝廷中的新党人物想除去苏轼的那种迫切心情。苏轼到了惠州以后，觉得这形势非常险恶，复归中原的希望不大，更不用说官复三品的位置了。原来他刚到惠州的时候，只带了他的小儿子苏贡和他的妾朝云。后来他在惠州买了大的房子，又交代次子苏贷和长子苏迈带着原在江苏宜兴的其他家眷二三十口人全部搬到惠州，打算长期居住下来。然而，惠州的房子刚刚盖好，皇帝的诏命又下来了：接着往南边走，而且这次还要过海。

　　九死蛮荒终不悔

　　康博士感叹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在给他小儿子苏贡的信中说，我过了海，你不要给我奔丧，也不需要你给我扶柩，这是我东坡的家风。其实，东坡家风哪里是这样的？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只是暗示：我一个人死在 “海外”也就算了，总不至于连累一家人都跟着我死在 “海外”。

　　然而，苏轼最可爱，也是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在一个新环境里，不管这个环境是怎样的，只要它还不至于糟糕到活不下去的程度，那么，他都要坚持做人的基本原则。康震用赞叹的口吻说：就像所有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苏轼作为一个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有着天才创造能力的艺术家，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努力寻觅当地读书的环境，努力在当地形成一个读书人的圈子，形成一个特定的人文小环境，而人文的小环境比起自然小环境来说显然就要重要得多了。苏轼刚到海南的时候，海南这个地方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交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这些对于苏轼来讲只是些基本的生活需要。苏轼初到海南时是住在官舍里面，后来被当地官吏赶了出去，于是，苏轼盖了自己的房子，就是后来有名的“桄榔庵”，可见，当时的条件真的还是挺艰苦的。在海南这个地方，他找到了别处找不到的快乐，那就是“旦起理发，抚窗做睡，夜卧浊足。”这对别人看来都是生活中很平凡的一些细节，到了苏轼那里却成了很快乐，很享受的一件事。这里边牵涉到苏轼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发现这个地方的生活乐趣，这说明他的眼睛、他的心灵已经宁静到了这种程度。一个心烦气躁的人是不可能观察到细节的快乐的。可见，苏轼到了海南之后，在生活上努力地在排解自己。苏轼很喜欢陶渊明。他大部分和陶渊明的诗都是在海南的时候做的。他喜欢陶渊明是因为陶渊明在庐山居住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亲自劳动；第二广交朋友。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对于苏轼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我们知道苏轼在黄州的时候是亲自开垦种田的，他模仿陶渊明把这荒田叫做东坡。那么，到了海南这么个自然环境、条件更加艰苦的环境当中，他用陶渊明的诗来激励自己，来排解自己，希望在应和陶渊明的诗的过程中，把自己在海南的生活的窘困和不愉快都宣泄出去。所以我们说，苏轼在海南期间的这种创作，对于生活细节的这种努力的挖掘，广交朋友——虽然这些朋友无论是文学素养还是创作上都远远不能和他相比，但毕竟，他身边聚拢了这样一批读书人，他给自己创造了人生的快乐，这就是苏轼之所以被历代知识分子极力推崇的重要因素。

　　苏轼对海南的贡献

　　关于苏轼对海南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影响，康震则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说，苏轼作为当代的一个文化巨匠，来到这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区，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反差。他来到这里以后，自己写诗自娱，跟周围的读书人交朋友。自己还进行学说著作的撰写,我们说即便他什么都不做,他只是自己独立地在进行这些文化活动,这本身就是像太阳一样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必然会辐射到当地的那些读书人身上,当地的读书人跟他接触以后,长则一年,少则半年或几个月,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比如回到琼州、万州、崖州之后，又会把他们自己感受到的文化精神以及苏轼的人格传递给当地人。一说到苏东坡，人们就说他旷达、豪放，他写了“大江东去”，他写了“明月几时有”……我们喜欢他的诗词，但大家可能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苏东坡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在黄州、在惠州、在儋州，一个比一个条件差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可以创作出那么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怎么能够保持一种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旷达、令人感动的这种心境呢？这不是说苏轼到了海南以后，这种心境才慢慢形成的，也不是到了惠州以后，才慢慢形成的，而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

　　康震博士满怀敬意地说：我们都知道苏轼这个人到了哪个地方，他都很喜欢说，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实际上就海岛来讲，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原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原也太小，那它其实是地球的一部分；如果说你觉得地球也很孤独，那么从整个宇宙来看，地球也只不过是整个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但是儋州的人，是海南的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他的故乡。这是谁的思想呢？这是庄子的思想。所以我们说，你看苏轼的行为，你看苏轼的创作，不能简单地看，你得看他的背后。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多岁的时候，苏轼就一种思想观念，就是：人生忽如寄。人生只不过是暂时寄托在时光上的一段时间，一个人当你死亡以后就消失了，又会有新的生命出现，相对与无穷的时空来说，你就好比是把你的躯体暂时寄托在人间一会儿。

　　苏轼在现实中是痛苦的，他的理想和精神却在空中飞扬。在儋州三年的谪居生活，在此留下200多首诗文，也即著名的《海外集》，这是苏轼40多年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后世研究苏轼思想不可绕过的关键所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由此可见，海南岛的贬抑生涯在诗人一生中的重大影响。

　　康震博士在访谈中强调，苏轼把生活中的痛感表现为美感，用他的艺术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和浸入骨髓的老庄思想来解脱自己。他不在其位而要谋其事的大悲悯情怀让他的生命和广大的民众联系在一起，让他在与百姓的息息相通中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也博得了谪居地人民永远的敬仰和怀念。